【90后"负债者联盟":从幻觉中醒来】傍晚，门刚被敲响的时候，朱丽以为又是哪个走错路的外卖员。

随即屋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你不要躲在里面了，我知道你就在家里头。”

朱丽惊了一下，本能地透过猫眼往外望看了一眼。是两个男人，陌生的面孔，一身黑。朱丽慌了神，不敢再看猫眼，之后屋外发生的一切，她只能凭听觉判断。

欠款本金10万，逾期9个月，2020年11月17日，催收人敲响了朱丽出租屋的门。

今年28岁的朱丽，从19岁开始用信用卡。2018年，朱丽发现自己的债务难以平衡，着急补上窟窿的她开始四处借钱，结果越欠越多。

像朱丽这样负债的90后，在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里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创建1年多的小组已有3万多名成员，集结了各种原因欠债的年轻人：创业失败、家人重病、深陷杀猪盘、被朋友坑骗……但一位网友根据组内11月的帖子进行抽样统计，发现超前消费和游戏是最主要的欠债原因。

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欠债金额参差不齐，但几乎都体验过满足某种欲望的短暂快乐，以及还不上钱的焦虑无措。他们进组的愿望也如此相似，就像组规里那句鼓励人心的话：“让我们一起努力，早日退组！”

豆瓣“负债者联盟”小组及时行乐朱丽长了一张娃娃脸，大大的双眼皮，粉色的口红，一头蓬松的鬈发散落在肩上，看上去远没有28岁。

她来自江西一个“很小的地方”，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衣食无忧，“小时候就没摸过钱”，文具都由奶奶领着去买，因此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长大后，朱丽也没有攒钱的习惯，几乎“月月光”。读专科时，父亲每月给500元生活费，不够用，她就自己出去做兼职。

2011年，朱丽办了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起初只是听同事说用信用卡看电影只要9元，再加上银行业务员的上门游说，她想着办就办了。第一笔消费，她和同事拿着这张卡去“刷”了顿饭。

从此以后，朱丽开始陷入超前消费的快感中，只要能用信用卡的地方，她都会先刷卡，等第二个月工资发下来再还。“随时有钱，想干嘛都可以提前花，想买的东西就直接买，不用再攒钱再等着了。”

直到今天，朱丽也觉得信用卡本身是好的，只是自己没有控制力。

用信用卡第一年，朱丽没有负债，还攒了1万元，单笔消费最高也就两三百。但慢慢的，朱丽把自己能办的信用卡都办了。先消费，后还款，这样的生活她过了7年。

她曾痴迷囤货，从卫生纸到小零食，一次性买一堆，折下来还能省几元。最夸张的时候，她一次买的洗衣液，3年还没用完。

2014年，朱丽恋爱了，男友没有办卡资格，朱丽主动把自己的卡给了男友。“从小我爷爷教育说，男人在外面不能没有钱。”朱丽说，出去消费，看似是男友刷卡，实则共同支出都由她来承担，“我当时也是想通过这个证明，我有多爱他。”

两年后，男友出轨了，朱丽的精神状况一度陷入低迷。她想不明白，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却没有好结果。为了调整情绪，她辗转于网络上的各个知识付费课程——情绪管理、形体矫正、舞蹈课，前前后后共花了好几万。

等到2018年，朱丽的债务开始紊乱了。虽然她每个月会定期还款，但几乎从不看账目明细，“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自己怎么欠下这些钱的。”

在“负债者联盟”小组里，和朱丽一样“稀里糊涂”“没想那么多”“只管自己刷”的90后不在少数。

2019年发布的《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86.6%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除去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的，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5%。其中12.4%是房贷，而更多的信贷资金主要使用在生活和休闲方面。

没有房贷，追求“及时行乐”的朱丽就是典型例子。

超前消费

24岁的韩文聪坐在租的小单间里，桌上放着一张纸，一只笔。他开着电话，在朋友的远程监督下，一个一个点开手机里的贷款App，把每个平台的账目记录在纸上。6个网贷平台，1张信用卡,单个平台最多欠款4万，最少1万多，加上欠同事的现金，共近22万。

数字刚算出来的时候，韩文聪有些慌。转念一想，他又稍稍松了口气，“终于要面对了。”其实他之前也粗算过几次账，但总是一再逃避，没有改变的决心。这次如果不是朋友督促，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面对自己负债累累的事实。

韩文聪在豆瓣帖子里晒出的账单韩文聪回忆，自己是在大学校园里染上了“爱借钱”的坏习惯。2014年入学，网贷App正兴起，“出门拿个外卖，路上都能看到好多贴的广告。”他发现网贷让借钱变得很简单，门槛低，用地多，额度还能涨。一开始，韩文聪的借款金额都不大，偶尔也会做兼职还贷。他真正开始欠款，是在临近毕业时。近半年的毕业旅行费用，都是韩文聪借来的，他想着之后工作了，会有稳定的收入。

他本科念环境设计，毕业后离开山东，来到上海一家国企上班。刚入职时，他的工资只有五六千元，现在涨到9000元左右。

工作中，韩文聪经常和“巨款”打交道。“平常接触的老板，有上千万上亿资产的；审的合同也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听说有实习生工作半年赚了十几万后，他越来越不在乎小钱了。

开销最大的是电子产品。学生时代的他两年换一次手机，工作前他给自己定下新目标：一年换一次。光是移动硬盘，他就有四五块。升级成固态，花了两千多；更新键盘鼠标，又花了两千。无人机火了，韩文聪下单买了一个；新的Switch发售，他入手了一个；300元一张的Switch游戏卡，自然也要买了。

韩文聪的部分电子产品 受访者供图某金融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男性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男性线上消费比女性更强烈，且热衷于超前消费。18-25岁的超前消费主力军中，男性占比高达72.8%。体育、电子、游戏，是目前年轻男性的三大消费主力项目。27岁的刘武（化名）第一次使用网贷，也是因为电子产品。2014年他刚大专毕业，心高气傲，时常要和人攀比，揣着2350元的实习工资，分期购买了最新款的iPhone6 Plus，每月只需还款500元。刘武尝到了甜头。

但有的人被甜头冲昏了头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快乐的泡沫

忙的时候，韩文聪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一个月没几天休息。他从事工程建设，平日要负责现场的施工进度，要和甲方对接，还要测绘图纸。今年他升职成了一名小主管，压力也随之增大。

小时候，韩文聪靠吃东西缓解压力；长大后，他找到了新的方法：花钱。

花钱总能让他短暂远离现实世界的烦恼，把钱花出去那一刻，负面情绪似乎也被消解。

但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兴起的冲动消费。出差时无意间看到高达模型的广告，韩文聪花1000元买了一个回家，发现还挺有趣的，接着又下单买了近50个。可等快递陆续寄到家，他的兴致也散得差不多了，“也没啥意思。”

韩文聪的一部分模型受访者供图有时候，即使是给别人花钱，也能让韩文聪享受其中。谈起这段经历，他觉得自己当时“挺傻的”。他一直看不上给视频主播打赏的行为，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不露脸的陪聊软件，只要调用听觉就可以加入直播。直播间里一般有七、八个人可以说话，粉丝可以和主播们互动、打赏。大多是在加班的深夜，韩文聪打开软件，把耳机一戴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

直播间里一种类似“开盲盒”的打赏方式吸引了他。“花66元能开到520元，甚至是1万，也有可能是6块。”而最刺激的是开到最大奖，“谁刷出来了，整个App都能看到。”韩文聪也跃跃欲试，加入了这个“赌博”游戏。

打赏多了，韩文聪发现自己“和别人待遇不一样”。打赏越多，名字排位越靠前，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进直播间时，主播们会特别热烈的欢迎他，聊天的话题也围着他转。到了后期，他还能加到主播们的微信，甚至约同城的主播一起吃顿饭。

在这个游戏中，韩文聪找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被人重视”的感觉。

他不是没害怕过，打赏付款的时候，他也会心虚，“不知道花了多少，但感觉是不少了”。每次使用信用卡支付，他会选择性逃避弹出来的信息提示，他知道自己看了会心慌。

他也挣扎过，他知道这些主播都有固定的剧本，也删过软件。但很快，他又会在某一个“无聊”的时刻，把软件下回来。这样的自我拉扯，韩文聪做了三次。每次没钱了，他就会去借钱。

与朱丽一样，为了还信用卡，韩文聪走上了以贷养贷的道路。有一个月他在借呗上借了2万，还款期前11个月，每月只需还几百元的利息，但最后一个月，他需要一次还清2万的本金，压力陡然增大。

为了还款，韩文聪先把烟给戒了；一年一换手机的计划改成了两年一换；过去谈恋爱，一个月要吃一次千元大餐，现在就在家楼下的面馆吃碗20元的面；今年双十一，他愣是一样东西也没买。

庆幸的是，韩文聪还未接到过催收电话。

催收

早几年，刘武接过的人工催收电话，多数带有侮辱性。刚开始他还会跟人家理论，后来机器打来的催收电话接踵而至，刚挂掉上一个，又打进来一个。他不得不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免打扰模式，拒接。

而机器连发的短信却无法拒收，只要一开机，刘武的手机就会瞬间弹出无数条短信，狂轰乱炸，直到卡死。

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早就被骚扰了个遍，从领导同事到亲戚朋友，基本都收到了刘武的欠款信息。起初刘武还告诉家人，这是诈骗，不要理。但同事那边实在瞒不住了，他只能选择从广东辞职，回了甘肃老家。

严重的，催收人会直接上门。

那天，朱丽正好比平时早下班一小时，到家已经6点半了。她印象中刚到家，打开客厅的灯和厨房燃气，门就被敲响了。

朱丽不敢出声，她听到门外的人议论说灯是亮的，肯定有人。她赶紧起身把客厅的灯关了。

对方在门外大声喊着她的名字，一边把门敲得邦邦响，仿佛每一声都重重砸在她的心跳上。过了一会，他们开始嚷嚷着找开锁师傅上门。

朱丽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当时已近7点，天色越来越暗。哪里的灯她也不敢开，也没有想过拿硬物防身。她就坐在黑暗中，没有一点挣扎地等待最坏的结果发生，“好像认命了一样”。

最后，开锁师傅没来，来了一个女人。女人在门外劝了几句，就给朱丽的爷爷拨通了电话。

那边声音刚落下，朱丽紧捏在手里的手机就振动了，是爷爷打来的微信电话。朱丽赶紧挂断，没一会手机又振动了，这一次是妈妈打来的。朱丽再次挂断，编辑了一串文字发给妈妈：我现在是安全的，你跟爷爷说一声，我现在不敢接你电话，他们在我门外。

等到门外的人走后，朱丽给妈妈回拨了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一改常态，电话里母亲已经顾不上责骂，一个劲儿地担心女儿被绑架，让她赶紧搬家或是让弟弟过来陪她。大多时候，反倒是朱丽在安抚母亲。

半年前，母亲第一次接到银行催收电话，才知道朱丽负债的情况，也第一次知道了“超前消费”的概念，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全家人都在责备她。

向父母坦白，几乎是每一个负债人做过最煎熬的事之一。调查显示，63%的负债90后在还款困难时，会寻求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

但朱丽心里清楚，父母没有能力帮她还钱，更别提从小就很疼她的爷爷。她只能靠自己。

不想看到催收信息，朱丽每天都会清空通讯记录受访者供图还债曾经热衷购物的朱丽已经过了两年“断舍离”的生活，她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也不怎么叫外卖了，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楼下的小卖部买速冻食品。

为了多挣钱，她曾经线上线下同时打多份工，被上门催收的第二天，她辞掉了线下的工作，担心自己一个人出门有危险。她开始反感别人直接叫她名字，或者大声说话，连戴耳机听歌都要调低音量。

她至今都不太敢开灯，只敢关上门开房间的灯。天黑了，她就用微亮的小夜灯在客厅和厨房照明。被恐惧、焦虑困扰的她已经失眠很久了，有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屋外的亮光一点点暗下去，总是不自觉地会想，“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只有真正经历过“社交死亡”的人，才会慢慢从“欠钱不是个大事”的幻觉中醒来。

原本性格开朗、爱说话的刘武辞职回家后变得异常安静，不跟人交流，把手机扔得远远的，有时躲进县城的小茶馆，一坐就是半天。

他身边负债的朋友，有的换掉手机号，离家出走，彻底失联；还有的从高楼一跃而下。刘武不想逃，他只想尽快把钱还清。

可他能力有限，最后还是得靠父母帮他还。第一次是朋友主动开口帮他坦白，至今他一想起父亲当时的表情，就难过地直叹气。

父亲逼问他，到底欠了多少钱，他报了一个比真实金额小的数字，10万。父亲神情复杂地拿出2万元给他应急。但过了一个月，又到了还款期，刘武没办法了，彻底跟父母摊牌。

在摊牌前，刘武打开所有借贷软件，挨个抄下本金、年化利率、利息，列在表格里。算出总额后，刘武把这张表交到了父亲手里，一边解释每一笔欠款的原因和去处，一边观察着父亲的表情。

父亲没怎么说话，安静地听他讲完，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翻出多年积蓄，再找亲戚们东拼西凑，一周时间内，父母帮刘武筹到了20万。

这之后，刘武便出门打工了。听朋友说，去新疆干煤矿工资高，还包吃住，虽然之前看过煤矿遇难的新闻，但他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他认识不少欠债的人，抢着去干这样的重活，铝厂、电解铝车间，室内温度近五六十度，每天工作满8个小时，一个月工资有1万5。

等心如死灰的刘武到了矿场，他发现环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内心甚至感到一丝惊喜。从2019年6月入职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拼了命干活，工资从6000涨到1万，几乎全数用来还贷。

他清楚地记得，近三年他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新东西。如今，他只剩3万就能还清债务。

眼看着即将要爬出深渊，重见阳光，刘武却没有轻松的感觉。他还是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躺着或者睡觉，即使什么也不做，他也会感到很舒服。

他的手机仍然不容易打通，他索性养成了习惯，过一段时间才看一次手机，看看谁找过他，他再打回去。

今年11月中旬，刘武主动去做了一次心理咨询。诊断结果为轻度抑郁，需定期接受心理疏通辅导。

“从23岁到27岁，耗费了4年青春。”刘武回顾从欠债到还债的这四年，除了失败的阅历，什么也没赚到。

在“负债者联盟”小组里，刘武发了一篇帖子讲述自己的经历，结尾提到想找个女朋友。后来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没有多余的想法，“就是想赶紧过上，平平淡淡的、很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