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之后的《她们》 阎连科：要对女性理解和尊重

新书《她们》出版两个多月后，作家阎连科从北京回到河南嵩县老家待了个把礼拜。回京之前的8月16日下午，他做客“松社我来讲”，在《她们》全国首发读者见面会上，与家乡媒体、读者聊起了这本书的创作故事。

记者：从《我与父辈》到《她们》的写作，一等就是十年，您在序言中提到“忽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可以写作《她们》，也就动笔很快写了这本书。”请问是什么念头，促使您在十年后突然有了书写女性的强烈愿望，可以简单谈谈《她们》的创作过程吗？

阎连科：在2009年《我与父辈》出版后，口碑和市场都超出原有的预感，于是做出版的朋友提出希望趁热就高，再写一本我家族女性的系列散文作为《我与父辈》的姊妹篇推向市场。之所以没有写，是我不想用认识父辈那样的目光去认识我家族中的女性。另一方面，《我与父辈》那样的书，除了写作中的情感痛苦外，就文本来说，没有写作的难度，没有文本的探求和创造，所以就没有写它。

没有去写，但一直没有忘记。

我的写作习惯是，每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接着写一本散文、讲稿或别的东西，来作为两部长篇之间的调整。2019年初，新的长篇小说《心经》完稿了，再写点什么作为两部长篇之间的调整这个问题来了，当然，这时我家族女性长篇散文的念头就又到来了。而恰在这时，我再香港的科技大学，每天傍晚都会和科大的刘剑梅到海边散步，刘剑梅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就是这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写这本《她们》了。

强调一点，《她们》不是女性主义的一本书，她是一本从“女性”视角去写作“她们”的一本家族散文。

记者：您身为男性作家书写“她们”，在创作时会遇到哪些挑战？

阎连科：没有什么挑战。我知道我是写散文，而不是写“女性主义”，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这主要就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有的细读，有的了解。这种阅读和了解，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割除“男性主义”或”男权意识”，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就是一切，有了这份尊重，这本书就写起来没有难度了。

如果说难，就是我身体不好，一天只能写作到三个小时，就这样坚持十天半月，也要休息几天。今天对于我，写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真的“力不从心”了。

记者：《她们》这本书是非虚构甚至是自传体小说。书中写了您整个家族的女性人生故事。您能谈谈，原生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吗？

阎连科：千万不要把《她们》理解为自传小说，甚至也不要理解为“非虚构”写作。我认为，非虚构写作应该更偏重与人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但散文可以更偏重个人情感化和内心化。一句话，散文可以更多的是面对个人的世界，非虚构更多的是面对他人的世界。

总之，《她们》我是当作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去写的，如果当下一定把它归为“非虚构”，也不是不可，也自有他的理由。另一点，原生家庭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有什么影响，我想，什么样的家庭——原生，非原生或者其他家庭的样式，都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构成一种影响。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普鲁斯特出生在完整的原生家庭，家境很好，但他却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但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使她的人生极度的痛苦和艰辛，因此她成了特别能面对丑恶、黑暗的写作者。卡夫卡因为父亲的强悍让他成为了一脸忧伤的写作者，连他的那双眼睛都充满着苦大仇深的忧郁感。杰克伦敦19岁就成为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所以他的小说永远是在和困苦作战并最终成为战胜困苦的人。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离开家庭的影响和成长背景。这个家庭是原生的好，还是非原生的好，这是不能去比较的。没有贵族的家庭就没有今天的托尔斯泰，没有穷困潦倒、一生坎坷的家庭和命运，就没有今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作家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记者：《她们》中写到个人成长，暗含了“离家”主题。书中写到：“似乎是在刚刚懂事时，就决定自己这辈子一定要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您认为离开家乡，对如今的年轻人的成长发展，还有很重大的意义吗？

阎连科：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有“离家出走”的思想。离家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过程。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前半生没有“离家”的经历，他的一生会是相当单调和不成熟的。

记者：《她们》中您回忆往事时写到重逢当年的相亲对象，慌忙躲进公厕；面对父亲和三叔家的骂战，不知所措。您非常坦诚地说，这是自己软弱的表现。但在读者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对待写作无比赤诚的态度。您认为，作家在文字中的自省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阎连科：作家的自省是一种坦诚和真实。坦诚如果不能说是“品质”的话，至少可以说是我们说的“实在人”。无论做文还是做人，我们一定都希望和实在人待在一块。和实在人一起心里踏实。表现在写作中的实在，就是坦诚、真实、不虚伪、不做作。一句话，写作敢于面对某种真实，就是一种自省。所有敢于面对真实的作品，一定是敢于自省的作品。我不能说我的作品多么自省，但我确实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是真实的，实在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尤其是在散文和非虚构这样的写作。

记者：《她们》的写作对象跨越三代。面对几代中国女性的的人生境遇，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是写了几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但中国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别、城乡文化的差异，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化差别，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决定这女性的差别。我所幸运的我是河南人，中原地区，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所有那块土地上的城市的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

记者：您认为家乡那篇土地上的女性经受了更多的苦难，但“她们”最终却没有沦为祥林嫂那样的抱怨。那个年代的女性乐观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中间有很多祥林嫂那样的人，比如《她们》中我的大姐、表姐。比如《她们》第七章中的“方榆花”。我其实没有回避这些，只不过在这本书中，我的视角不让我把过多的笔墨放在这一点，而是更多地光柱了她们乐观、坚韧和面对男人和命运的独立和微笑。

记者：《她们》一书除了女性的故事，还设置《聊言》来对女性主义进行深入思考。请问您设置《聊言》的目的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中的“聊言”确实是这本书中的重要组成。但在书中用那么多的“聊言”，我更多的是散文也应该有一种“结构”，不能总是那样一篇加一篇，千篇一律地1+1+1地写。我希望读者把“聊言”当作散文去读，而不是“论说”。当然在“聊言”中聊了什么很重要，现在看，好像聊言都是聊的女性、婚姻、平权和女性主义什么的，那其实是相当皮毛和浅薄的。所以，务请大家把它当成散文、随笔、杂感去读，这样读者读起来有一种趣味和轻松，也更多地可以谅解我在“聊言”中的简单和不严谨。

记者：我们感触于《她们》中家族女性的牺牲和伟大，但同时又想问，我们更为这些为家族牺牲过而不自知的女性做些什么呢？

阎连科：我们不能为中国的女性做什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无论她是都是人还是乡村人，她们是八十岁还是几岁十几岁，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

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如果大家读了《她们》，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记者：自2015年，您在人民大学写作班担任授课老师，辅导过很多青年作家，其中包括许多女性作者。可以谈谈她们给您留下的印象吗？

阎连科：我们的写作班其实非常特别，我们是“阴盛阳衰”的一个创造写作研究生班。在老师中，我们有著名作家梁鸿和张悦然。她两个不光是作品比我写得好，而是梁鸿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张悦然是非常独立的人。在我们的同学中，有孙频、崔曼莉、杨薇薇，下一届有盛可以、蒋方舟、再后边有谢络绎、常芳、晶达、苏更生、边凌涵、吴纯以及现在还在校的几个女作家，她们个个读书很多、冰雪聪明、我经常说，我们这个研究生班不是老师给了学生什么，而是学生改变了老师什么。如果说对这些女作家有什么感触的话，就是她们要更独立些，更自我些，这就是我的关注吧。

记者：您总是回避谈论女性主义这一问题，但在《她们》中，除了诸多的“聊言”外，第六章本质上就是一篇有关女性的论文——“第三性：女性之他性”，这篇论文接续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你提出了女性的“第三性”，已经有批评家认为这是你对“现代性别理论的一大贡献”。对此，您怎么看？

阎连科：一定不要说我对现代性别理论有贡献的话。在第六章的开篇我就说，一定不要把这一章当作论文看，一定要当作散文、随笔读。当然，如果“第三性——女性之她性”如果能引起对现代性别关注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关注，我会感到欣慰，非常开心。能够引起讨论终归是一件好事情，但同时我们要注意，散文、随笔有了某种“理论”的功效，那么散文和随笔，作为文学体裁也算拓宽了固有散文的僵界。在散文僵界的拓宽上讨论《她们》我会比较踏实，如果说对拓宽了现代性别的理论，我会很不安，我担心有无数的批评和板砖一样砸在我头上。

记者：你希望你家庭、家族和身边的女性成为什么样的女性呢？

阎连科：我希望她们首先成为“人”，然后成为独立、自尊的女性，但似乎这也有些不可能。（刘林森整理）

责任编辑：王潇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