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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互惠机制正在面临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蚕食
2016-12-12 15:52:54  来源:澎湃新闻

  “孝家给‘伙子里’磕头,答谢呢!”

  披麻戴孝的宫三火和家族成员根据“总理”(司仪)的指挥立马下跪叩头,迅即又起身作揖。

  这是西北某省宫家村一场葬礼的场景。

  “总理”口中的“伙子里”是西北地区农民对同村人的一种称呼,“伙子里”同时也是对村民合作互助体系的称呼。不只葬礼,婚嫁迎娶、建院修房等所有个体无法完成的大型劳作,“伙子里”的人都会前来帮助。

  学者邓英淘在生命最后阶段与王小强对谈时说,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广义地说,只有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宫家村的“伙子里”体系,就是“互惠机制”,这也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遗产。

  以往复杂的历史作用下,“伙子里”这个农村社会最后的“共同体残余”—— 村社互惠机制正在面临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蚕食。

  城市化吸走了村庄的年轻人,固守村庄的“386199”部队很难强化互惠内容的扩大。在一些村庄,仅剩的互惠只有在葬礼中才能显现。在宫家村宫三火爷爷的葬礼上,抬棺材的都是上了40岁年纪的人,鲜有年轻人。留守的独居老人和妇女倒是有不少,他们只能干一些挑纸火的轻活,壮壮送丧队伍的声势。

  市场化在农村的扩张,向钱看也让村民不再热衷互惠。比如宫家村的喜来在外打工学会了贴瓷砖的手艺,他在城市干活一天基本能挣200多元,回到村里,他不再愿意给乡亲们义务劳动,自己也不打算获得别人的帮助。偶有乡亲们请他贴瓷砖,他同样按工收费。两三人带头不愿参与修房子的互惠机制,互惠机制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小。像宫家村这样偏远的村庄,目前修房子的互惠机制还没有完全消失。牟世彬是宫家村所在市的市民,10年前,他同样是农民,但城市扩大让他变成了市民。他说1980年代,他给村里人经常免费帮工盖房,但是2000年自己修房子的时候,村里没有一个人给自己助工。村里已经不流行帮工了!牟先生打趣说:“城市化送来了好生活,但拿走了好道德。”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市场机制扩大的两极分化,容易导致人的心理失去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变得愈发困难。

  邓英淘认为,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组织都只是这三种机制的不同组合,正如五光十色都只是三原色的不同组合一样。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突出了科层机制。后来,发现科层机制虽然可以实现大规模扩张,但容易官僚化。于是,就动了市场机制的念头。然而,市场机制虽然灵活,却容易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殊不知,人类还有第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是互惠机制。各原始部落内部即是。各家庭内部即是。以往,生产小队内部,亦有强烈的互惠机制。

  市场机制不可或缺,但把一切交给市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的优化组合至关重要。互惠机制在村庄生活和村庄治理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考察宫家村的微观案例就可见一斑。

  在爷爷去世的这场葬礼中,宫三火切身体验到了“伙子里”无比巨大的作用。从爷爷患病去世的那一刻起,繁杂琐碎的葬礼议程就算开启了,停尸、请阴阳、发讣告、出告白、做纸火、备宴席……一个葬礼仪式所涉及的各种事务,总结起来大大小小不少于200项。这一系列事情,如果仅靠自己和父亲以及叔父去完成,“估计活人也得累个半死”。但第一个知道噩耗的“伙子里”瞬间就喊来了所有人,大家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地帮助孝家干活,可以说巨细无遗。丧事长则七八日,短则三四天,孝家无需操心。

  在宫家村最近的城市,类似宫三火的家族葬礼,基本都由专业的服务机构开展。葬礼运行过程中,城里人也会依靠单位里的熟人,或者相熟的三五好友前来帮忙。但譬如搭灵棚、送餐饭、联络冰棺这些事务,只能依靠专业的服务机构才能完成。熟人只是支撑人气,助阵守夜消除一下孤独感之类。如果没有亲朋邻居参与,只有孝家自己的葬礼太过孤单。

  生老病死、重大劳作,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面对生命的重大变故,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农家庭,是无法应对的。互助合作、相互帮忙充满人情和温暖。这个互助合作的体系里,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放弃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村民都是“伙子里”的一员,“伙子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为其他人在生老病死诸事务中尽到帮忙的责任,“伙子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在自己婚丧嫁娶过程中得到其他成员帮助的期许。这个沿袭已久的规则打破了宗族观念的界限,打破了贫富差距的区别,大家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互助合作成为社区生活的群体纽带,多向度联络着大家的需求。在“伙子里”内部,如果谁在尽义务的时候偷奸耍滑,那他在遇难的时候将会失落无助。谁要是偷奸耍滑,必定会被众人唾弃,失去信誉。失信意味着失去“伙子里”。

  接受帮助的人不需要向施救者支付报酬,只要管好饭菜酒肉即可。“伙子里”的所有成员都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人们在“伙子里”以熟人为基础,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伙子里”可大可小,有的地方一个自然村落就是一个“伙子里”;有的地方多个村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伙子里”。

  “伙子里”有精细的社会分工。比如在婚嫁喜事中,有的人是做“总理”的,有的人是端盘子伺候人的,有的人是掌厨的,有的人是挑水的;在丧事中,有的人是抬棺材的,有的人是挖墓穴的,有的人是挑“纸火”(指用纸做的房子、家眷、马、金斗、花圈等迷信品,民间认为烧纸火可以改善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水平)的。这种分工或以每个人的特长定位确定,或以体现公平原则采取各族人轮流值班的方式确定。当“总理”、掌厨等技术活只有个别有能力的人可以从事,而挑水抬棺材之类的苦力活则由各个家族或家庭中的人轮流承担。在所有分工里面,“总理”是最具有威望的。“总理”在红白事务中会头戴礼帽,发号施令,指挥仪式,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总理”的调遣和差使。

  尽管“总理”职务和“伙子里”其他人一样,也是免费的义务劳动,顶多在吃喝方面和权利行使上超越别人。但为了担纲各类红白事的“总理”职务,彰显自己的威望,很多人还要“明争暗斗”。“总理”在村中还能形成宗派,能主导村庄族群交往的发展方向。比如,有些较大的村,可能有好几个“总理”,谁家有事请“总理”,请了谁就证明支持了谁的派系。“总理”之间有派系之争,但“伙子里”一般成员基本都是一视同仁——不管谁家有事,大家都去义务帮忙。更有甚者:前一月两家为了一件琐事打过架,但后一月一方家里死了人,另一方会不计前嫌照样去帮忙。忙帮完了,双方的仇恨也没了,握手言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伙子里”通常还是村庄宗教活动的主干力量。在红白事运作中,“伙子里”的领袖力量是“总理”;在宗教活动中,“伙子里”的主导者变成了“头人”。“总理”和“头人”基本都是村中的道德权威人士。“道德权威”一般由村中具有一定文化修养,或者道德水准较高的人担纲。这类人必须是孝敬老人、勤俭持家且家境富足者,或是为人仗义、与人为善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主持公道开展村中社会活动、协调解决村内成员之间的矛盾。

  一个村子,能做“头人”的人数往往大于“总理”,“总理”通常都在“头人”中产生。担任“总理”除了能够统筹协调领导“伙子里”成员干活外,还要略识礼仪。在没有专职礼宾承担祭祀、葬礼、娶亲等礼仪活动引导的情况下,“总理”要代劳礼仪引导。

  不论红白事中的“总理”,还是宗教事务中的“头人”,能不能处事公道,是最核心的问题。有的人尽管办事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处事不公道、偏心眼、自私、贪婪,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会对出事的主人或者全村人造成伤害。

  有一类村庄,没有内生的“伙子里”“头人”、“总理”,“伙子里”组织也非常松散。只有不得已的葬礼才能把大家纠集起来,平常日子村民都是自顾自。这样的村庄,政权主导的村委会治理力量自然也很难深入进去。这就是当地通常说的“庄风”不好的村子。

  另一类村庄,“伙子里”组织能与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完好结合,主导“伙子里”运行的“头人”、“总理”,同时又担任村委会主任、文书,这样的村庄,乡风文明程度明显优于前者。政治权力主导的村委会和村庄内生的自治体系并行不悖,有利于提升村庄的凝聚力,更有利于国家意识在民间的宣导。比如经济生产、比如移风易俗、比如禁绝邪教都会更加便利。

  第三类村庄,政权主导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庄内生的“伙子里”自治体系各行其是,互不干涉。村委会领导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参与“伙子里”运行,但只是以普通一员出现,毫无领导力。“伙子里”的“头人”、“总理”在参与村委会主导事务时,也只是普通村民,发言权只能代表自己。宫三火的宫家村就是非常典型的村委会和“伙子里”两套体系分别运作的村庄。在宫三火爷爷的葬礼上,宫家村的村委会主任跑前跑后干活,先是抬棺材,到了墓地又是埋坟最卖力的人。他把平时主导政治生活的权威完全放下了,自觉地委身于“总理”的领导和指挥。

  以上三类村庄,第二类应该是治理运行最完美的村庄。婚丧嫁娶,从村委会角度看,是村民的私事;但从村民的角度看,这是村庄响当当的公共事件。因为村庄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只有帮助掩埋别人,自己死后才会有人掩埋,这是谁也离不开的谁的互惠合作。在互惠基础上看,村委会和“伙子里”融合,能达到村庄事务的深度自治。

  在西北地区,有的村庄将“伙子里”这种互惠机制称作“方下”、有的称作“亲房”。不论怎么称呼,性质是一样的——互惠互利奠定了乡间熟人社会的稳固秩序和公序良俗。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注重互惠机制的。在美英市场高度发达的一些村镇,互惠机制处处显现。神山是日本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也经历了城市化下逐渐荒废的困境。村里人大南在美国留学时,当地群众包干清扫马路卫生的做法令他深为感动,回国后,便学习美国的互惠做法,成立公益组织,推动村庄各种互惠自治。最终,神山吸引了“创造性人口”的回流、恢复了村落经济活力,成为日本各乡村建设争相效仿的模板。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共力量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按照公意的指引而运转。这个代理人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交流的媒介,它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或多或少有点像是灵魂与肉体共同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这就是之所以国家之中存在政府的基本根据。”

  任何一个社会单元,不论多么微小的社会单元,都不能缺失公意。只有公意能够得到彰显的地方,才能有公平、团结、和平。当前,政治力量在整个农村社会治理中,应该在科学民主的框架内发挥更加积极有为的作用,顶起公意的旗帜,推动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发展。“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农村“伙子里”自治体系的积极意义固然强大,但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宗教迷信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的开展,其使命本质上缺乏科学民主精神。主导这类活动的“头人”势力一般都是关系较好的人相互组织起来,用强势的话语权引导舆论推动活动,或者用不存在的鬼神压力逼迫村民同意,鲜有公开的、透明的、尊重所有人的议事环节和民主监督机制,所以“伙子里”运行下的这类活动也存在着公意缺失的问题。借助迷信活动,有的“头人”还会将宗族斗争的矛盾搅和在鬼神迷信之中,设法报复敌对人群,这容易导致社区内所有人的融合受阻,互助减弱。如果危机加剧,还有可能爆发严重冲突。

  传统中国社会互惠机制发挥能动作用的现实基础已经非常微弱,面对城市化和市场机制的强大冲击,农村社会的秩序维护和社会治理,应该在尽力守卫互惠机制的前提下,加强科层制的政治作用。以尽量保全卢梭所认为的“公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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