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催热富饶辉煌的盛唐文化“霸屏”
作者：童薇菁
胡饼、细犬、不良人、《韩熙载夜宴图》同款叉手礼、如出土舞俑“活了”的歌姬等等……近期，围绕着网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种种热议，均是剧中这类俯拾即是的细节，对唐文化的细腻还原和无限贴近。镜头中，走街串巷的地图式场景和织锦般绵密的市井百态，塑造了一个极其具体生动、富有烟火气息的大唐都市。
唐朝，以其灿烂先进的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史书中最迷人的一章。《长安十二时辰》故事所发生的历史节点——天宝三载，正是唐朝的顶峰时期。影像的创作，是否把握住了唐文化的精髓，成全了观众对这部分历史的怀想？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表示：“《长安十二时辰》对唐人的衣食住行、生活质量和文化品味有不少丰富而有趣的描绘，展现了贵族与平民生活的诸多细节。用考据的态度，来完成历史影像的构筑，实属国内影视创作的不小进步，更是一次颇有探索意义的文化表达。”他一连用“开明、大胆、热烈、先进”四个词语来阐述盛唐的气韵风貌，盛唐本身的富饶辉煌，以及它被赋予的历史文化意义，值得一一品咂。
昆仑奴、胡旋舞都曾为流行文化符号
海纳百川，是唐文化最迷人的特质之一。剧中出现的傩舞、胡旋舞，美食如胡饼、水盆羊肉等，都是热烈拥抱外来文化后沉淀在长安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结晶，这样广开国门，显示出极大的文化自信。
唐代是一个胡风盛行的时代，其间中亚文化一度十分流行。裴铏《传奇》中《昆仑奴》，讲述了一个黑人奴仆成人之美的侠义行为。昆仑奴磨勒在众人围捕中“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如今学界普遍认为，昆仑奴是从今天的东南亚或南亚，如斯里兰卡（唐时称狮子国）等国来到中原的，他们皮肤黝黑，在现今出土的唐人墓中也发现了黑人陶俑。
无独有偶，《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出现了一名昆仑奴——身份是长安地下城带头人的葛老。剧中的长安城内，不仅有来自西域行商的粟特人、倾慕唐文化的东瀛遣唐使，还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的使节。当时，作为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长安被誉为“世界的中心”，有大量的外国人在此经商、生活。
“胡商身亡后遗产怎么继承、分配，都受大唐律法的专门保护。”陈尚君介绍说，唐朝的政治制度、典章律法、城市规划、文化艺术等等都深受国际社会认可，甚至膜拜。
宝剑、骏马是男人的“标配”
唐人尚武，宝剑、骏马，是象征他们精神高度的“标配”。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甚至“爱妾换马”也是侠义精神的一种表达，在唐代蔚然成风。
诗人张祜也有以妾换马的经历。因与宦海无缘，张祜抱恨离开长安后身无分文，不得已以随行小妾换了一匹坐骑，便作了这首《爱妾换马》诗，“休怜柳叶双眉翠，却爱桃花两耳红”，英雄落寞的情怀荡然纸间。
唐代男儿有很多欲望和梦想，富贵的、财富的、情爱的、功名的，都很入世，最大理想是为皇帝治理国家的欲望，成为英雄的欲望。李贺《梦天》：“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其中就包括了长生永恒，男女情欲等各方面的梦想。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那种肆无忌惮的耀眼和张扬，也是唐文化的深刻标识。
无怪乎人们的“盛唐情结”，这样的一个热情开放、文化鼎盛的朝代，能够获得很多人的认同感。《贞观长歌》《贞观之治》《大明宫词》《武则天》《妖猫传》《刺客聂隐娘》……唐代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不在少数，积累至今到了《长安十二时辰》，确实是一次值得点赞的尝试，从美工、道具和服装均展现出对唐代历史的高度致敬。毕竟，学术书本上的研究和影视图像的还原是两码事，要将优秀的唐文化复刻出来，还需从业者更加用心。
唐代女子并不真正“开放”
《长安十二时辰》展现了一段长安市民街头的“追星”现场。剧中，大唐著名歌手许鹤子（原型“许合子”）的表演引起轰动，百姓们跟着许鹤子唱起了李白的《清平调》。陈尚君认为，估计李白写这三首诗，就在天宝初年，但内容涉及皇帝的私密生活，当时还不会流传，民间传唱应该在此后许多年。“当时，李白已有了一些名气，较为活跃，而杜甫才刚刚开始出名。”诗词的流行是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平民阶层流动的过程，歌女们热衷传唱当红“爆款”之作时，老百姓还未必太在意作者是谁。
唐代社会是一个士族社会，讲究门第阶级，贵族与平民的生活大相径庭。贵族们有充分的条件铺张享受，如大诗人白居易就坐拥豪宅数千平方，养马、养鹤，有私人专享的歌舞班子，喝茶、饮酒都有极致考究。平民百姓也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享乐，比如上元灯节看表演，又比如“观公孙大娘舞剑器”，种种都是唐代丰富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在开放的盛唐，女性地位比起其他封建朝代都要高吗？这种观点在专家看来并不全面。至少，贵族女性和民间女子在婚姻上的主动权，完全不同。例如，《唐传奇》中就描绘了很多非士族阶层的民间女子及她们人生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当她们与士族男子相爱后，就要开始经历种种磨难——下层女子与贵族男子因情而爱，并不在婚姻之内，婚姻仍旧必须讲究门当户对。
直到中唐以后，社会风气才开始发生变化。唐代诗人杜牧的祖父杜佑位居“宰相”，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不顾家人与社会舆论的反对，坚持将一位妾室扶为正妻，并且在其死后亲手为她作墓志铭。“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士人阶层开始有了松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不少将军通过获得军功进入政治中心。原本绝不可能成为正妻的这些草根女子，开始有了新的人生。”陈尚君说。（童薇菁）